、洗清民族的恥辱”(李大釗：《這一周》，《北大經(jīng)濟學會半月刊》第24期，1924年5月1日)。1924年，瞿秋白指出五四運動從青年運動到群眾運動，特別是從青年運動到勞動運動，在斗爭的目標上也超越了民族主義而到社會主義，開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潮(瞿秋白：《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：五七—五四—五一》，黃美真等編：《上海大學史料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84—186頁)。在當時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看來，五四是中國民眾第一次自覺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紀念日，參加運動的是青年學生，而組織領導青年的則是革命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這一時期，黨對青年前途的指引，在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中逐漸歸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。

　　20世紀30年代

，特別是在日本侵華的大形勢下，黨根據(jù)抗戰(zhàn)形勢而提出新的青年的時代使命，強調在當時青年的出路和使命在于全面地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。青年要在抗戰(zhàn)中充實、強健起來，擔負起救國、建國的責任。在節(jié)慶等符號的構建上，黨在各根據(jù)地逐漸倡導五四青年節(jié)，廣泛宣傳五四運動的救國精神，從而更加廣泛地凝聚起青年的救國力量。1939年毛澤東描述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：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即將要轉到勝利方面